番银：跨越重洋的海丝见证

漳州月港的兴起，开启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白银时代”。图为位于漳州龙海区海澄镇的古月港码头。 胡智勤 摄

漳州军饷银币（资料图片）

1752年西属墨西哥的8Real双柱地球币（资料图片）

宣统三年大清银币（资料图片）

小朋友在漳州市博物馆数字展厅欣赏番银数字展品。赵文娟 摄

这个暑期，“瓷影银光——漳州海丝贸易瓷器与银币特展”走进武汉市博物馆、太原市博物馆，向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展示独具漳州特色的海丝遗珍。

明隆庆元年（1567年），僻处海隅的漳州月港一跃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民间海上贸易始发港。在这里，海舶鳞集，商贾咸聚，东西交融，瓷器、纺织品、茶叶等货物通过月港输出海外，在贩回海外物产的同时，也换回了大量外国银元，闽南人称之为“番银”，由此开启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白银时代”，对中国的经济、文化、民俗产生了深刻影响。

“历代兴盛事，尽在钱币中。”“白银时代”早已随历史车轮滚滚而去，但通过一枚枚斑驳的银币，我们仍能窥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明清中外海上贸易的盛况，领悟货币政策对王朝兴衰的深远影响。

西风东渐的番银

16世纪初，随着新航路发现与葡萄牙人东来，大明朝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据文献记载，葡萄牙人最早抵达漳州海面是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此后，葡萄牙人在漳州海面持续进行隐藏式贸易，长达30年之久，并且曾经在九龙江口浯屿岛建立贸易居留地。

明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开放部分海禁，于月港开设“洋市”，“准贩东西二洋”，月港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港口。漳州的瓷器、纺织品、茶叶等货物通过月港源源不断输出海外，换回了大量外国银元。明代学者张燮《东西洋考》记载：“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也无几。”

“最早输入漳州的番银，就是西班牙在拉美属地所铸造的块币。”福建省钱币协会理事、漳州文史专家林南中说，块币因其重量相对稳定、成色标准化，可以按枚点数、论枚计值，便于百姓交易，很快在闽南地区广为流通，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锄头楔子银”。《天下郡国利病书》亦有载：“西班牙钱用银铸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漳人今多用之。”

西班牙银元自1535年手工铸块币开始，至1732年半机制铸造的双柱地球银币，再到1772年更加规范的西班牙国王双柱银币，因制作规范、规格统一、便于交易与携带，一直是当时世界贸易的主要货币。“在我国，‘一块’也称为‘一圆’，正是由西班牙银币单位而来。”林南中介绍，西班牙银元深刻地影响国际货币体系，像双柱地球银币，正面图案为王冠覆盖下的东西半球，而两侧是西方神话故事中的大力神海格力斯之柱，柱上有卷轴缠绕，呈“S”形，当今货币名称前的货币符号“$”便是由此而来。

自16世纪末起，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加速扩张，有“海上三驾马车”之称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货币持续不断地流入闽南，以18、19世纪的铸币输入较多。《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四》记载：“至于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闽、粤之人称为番钱，凡荷兰、佛朗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元计。”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量铸造精巧，重量、成色统一的外国机铸币输入币制落后的中国，并由沿海深入到内地。墨西哥“鹰洋”、日本“龙洋”、英国“站洋”、法国“坐洋”、美国“拿花”等外国银元相继进入我国货币流通领域，各霸一方，加剧中国币制的复杂。在闽南一带以墨西哥“鹰洋”、日本“龙洋”、英国“站洋”的流通使用量较大。

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长达将近400年的时间里，大量番银不断流入闽南。林南中说，目前在闽南地区已发现的番银，来自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殖民大国，东南亚以及拉美地区和非洲的毛里求斯等共计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时间跨度之长、数量之大、国别之众、版别之多甚为少见，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货币流通现象。

推动中国币制改革

“明朝初期，货币流通为钱、钞并行，朝廷铸钱币，而禁止金银作为货币进入市场。”龙海海丝文化研究会会长江智猛说，1567年至1644年，从漳州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约为3.3亿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全国的一半以上。月港贸易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币值计算方式与计算单位，从“银币”重量计算向“银圆”币值计算转变，并以白银作为通用货币，换取实物，开启了中国的“白银时代”。

白银的大量积累和流通，还推动了“一条鞭法”赋役制度改革，将原来民间缴纳的复杂赋税、劳役，统统折算成银两，由“实物税”变成“货币税”。农民拿谷物、丝绸卖给商人，换成银子上交。这大大提高了税收效率，充实了国库财政，同时推动了白银货币化进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道光时期，我国商品经济已有明显发展。然而，作为流通和支付手段的纹银，仍采取分散、自由铸造的方式，在全国没有统一的规格，重量、成色、平砝各异，每一次支付都需要经过鉴别成色、称重等复杂手续，无法满足资本周转迅速的要求。商品市场上亟需成色、重量和规格标准统一的银铸币。

与此同时，大量规格统一、价值稳定、易于携带和储存的番银在市场上流通，成为闽南市场主要的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出现“番银之用，广于库银”的现象。

“然而，外国银元含银量为90%左右，市场价值高于实际价值。”林南中说，许多西方国家商人将银元带入中国后，与“十足”纹银兑换再运往国外，利用二者之间的差价获取丰厚利润，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鸦片战争期间，外国商人通过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换取了大量白银，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巨额赔款使中国白银外流更加严重。

据史料记载，鸦片战争前后的40年间，中国白银流出总量达4.5亿两，几百年的财富积累消散殆尽。白银愈少，银价愈高，造成“银贵钱贱”的状况，出现了足以引发经济崩溃的“银荒”。19世纪初，制钱1000文可兑换白银一两，到1849年，制钱2355文才能换银一两。白银短缺，银价大幅上涨，而老百姓仍然要从商人手里购买白银，以缴纳各种赋税，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面对“银荒”肆虐，林则徐曾主张“自铸银元”，以自铸银元取代洋银，并对货币问题提出“贵在流通”的看法，但遭到道光皇帝的拒绝。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在广东设银元局铸银元成功，开启了中国从“银两制”过渡到“银元制”的历史。因所铸银元镌有龙形，故称“龙洋”。

江智猛说，“龙洋”发行，一时给清廷带来了久违的银钱稳定、商贸复苏、朝野振奋的良好发展局面。但几年后，一些地方便自行其是，所铸银元纯度下降，重量锐减，很多地区又恢复为银两时期的称重剔杂交易方式，国家币制继续混乱。

在朝廷有志之士尝试自铸银元，挽大厦于将倾之际，漳州在“龙洋”铸造之前，也出现我国早期的地方自铸银币——漳州军饷。该币成色98%，直径在38至40毫米之间，重量在21至23克之间。正面上方横书“漳州军饷”，下有草书花押，背面上横书“足纹”，下书“通行”。林南中说，在当时，漳州军饷仍属于手工打制币，制作较为古朴拙巧，但铸币大小、重量、成色等都受到番银影响，同时融入了中国文化的书写及花押特色。

“白银大量流入为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货币支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朝的财政压力，也助推了中国货币体系的变革；另一方面，带有经济侵略性质的白银流入也造成了通货膨胀、货币体系混乱和社会不公等消极影响。”林南中说。

融入闽南生活文化

清朝宰相蔡新曾这样形容番银在闽南的地位：“若一禁止，则船皆无用……以商无货，以农无产，势将流离失所，又弃民间千百生民之食矣。”可见，清朝时期，海外贸易已与闽南百姓生计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漳州，人们买东西问‘多少钱’，都是说‘多少镭’。这个‘镭’字，就是从西班牙货币单位‘REAL’而来。”林南中说，西班牙银币在明末开始流入漳州并逐渐广泛使用，货币单位在西班牙语里称为“REAL”（瑞尔，缩写为R），按重量不同，分设有8R、4R、2R、1R、1/2R五种不同币值，主币为8R。各种不同币值的银元，极大方便商品交易和流通。于是这种闽南语读音为“镭”的银元就渐渐流通开来。由此足见番银的流通和使用，对漳州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清中叶至民国初期，漳州的广大地区官方以及民间交易、纳税等经济活动，大多以番银作为结算币，这从当时的银票、借据、地契以及文书中大量使用“佛银”“佛头银”“英银”等货币名称可以得到印证。

可以与此印证的，还有散落在漳州各处的寺庙碑记。在龙海区角美镇东美村东美宫立有一块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捐修碑记》，碑文内容有“景利捐佛头银壹百捌拾大元、明蓼捐佛头银壹百陆拾大元……华封马剑贰拾元……天生马剑陆元”等字样；在诏安县汾水关长乐寺，一块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石碑“重建分水关观音亭碑记”，上面镌刻62个捐款人中，捐献银两的占11人，其余51人都是捐献银元；在芗城区官园威惠庙有一清嘉庆六年（1801年）的石碑，上面的捐款数额都是银元，其中许多捐资额使用到“角”币。“当时中国还处于银两制时期，说明漳州以‘角’作为货币单位的使用在国内开了先河。”林南中说。

番银除了用于经济活动外，因其具有保值功能，币面上又大多铸有帝王头像，百姓认为可以镇灾辟邪，因此将番银赋予民俗功能，融入日常生活中。

“现在，在漳州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女方都要用‘七连贯’吊在轿子前，作为嫁妆之一的习俗。”林南中介绍，所谓“七连贯”，就是用7个外国银元焊成一串银链子，老百姓认为可以避灾驱邪。用于制作“七连贯”的番银多达上百种。到小孩子满月时，这条“七连贯”银链要挂在小孩子的身上，表示吉祥，寄托让小孩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

此外，女子出嫁时，装嫁妆用的箱子要放置银元来“压箱底”。番银还被改做成头饰、纽扣等民俗用品，常常被用于陪葬和窖藏。这样的风俗习惯至今仍在漳州许多农村地区存在。

番银不仅深深影响了漳州人的日常生活，也在闽南地区形成独特的番银文化。

今年58岁的林南中，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记录、推广番银文化，通过多种渠道收集了30多个国家的七八百枚番银，并较为系统地梳理漳州番银的发展历史，出版了《闽海币缘》《漳州外来货币概述》等书籍。他带着这些故事走进图书馆、校园、直播间，开展番银相关主题讲座，让那段尘封的历史跃然眼前。

“番银文化作为漳州海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更多研究和传播。除了在漳州市博物馆的海丝厅有固定陈列外，番银展也是我们馆对外交流展览的一个重要项目。”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介绍，目前，漳州番银展已到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银川、武汉、太原等十几个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交流展出，让闽南海丝故事传得更远。

一枚枚跋涉千里的银币，承载着我国古代海上瓷器贸易的艰辛与辉煌，见证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与繁荣，也昭示着在时代洪流的推动下，世界各地联通与互融的脚步从未停歇，并将继续向前。（记者 赵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