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陈嘉庚因教育而结交

送蔡元培和马叙伦回浙江的“集美第二”号渔轮

蔡元培有写日记的习惯，始于1894年，止于1940年。在蔡元培日记中，有多处提到了陈嘉庚。这些记载是两人长达20年深厚友谊的见证。

创办厦大“结缘”

1918年3月创办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后，陈嘉庚并未满足。当年6月，他在《筹办南洋华侨中学演词》中说：“勿谓海外侨居，与祖国全无关系也。有志者更当再希望进一筹，他日于相当地点，续办专门大学，庶乎达到教育完全之目的。”第一次流露出要创办大学的想法。

1919年，陈嘉庚抱着“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信念，从新加坡返回故乡创办厦门大学。但是，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被陈嘉庚聘为厦大筹备会成员）对陈嘉庚即将创办的厦门大学并不看好，并试图通过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叶渊“力劝”陈嘉庚改变主意。

1920年6月27日，陈嘉庚在给叶渊的一封信中谈了他的看法：至于蔡、蒋二君之言，不过因他少数人及北大一校所经验而揣度全国之人才，岂遍国中之人物皆荟萃于京都，及皆为二君所选剩者乎？不宁唯是，二君虽有数人物，总或难免于一己之见。

信中的“蔡”即蔡元培，“蒋”指蒋梦麟。1920年时的陈嘉庚其在国内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还无法与蔡元培、蒋梦麟相提并论。但是在创办厦大的过程中，即使是面对蔡元培、蒋梦麟这样的教育界权威，陈嘉庚并没有盲从，而是坚持己见。

为了加快创办进程，陈嘉庚曾于1920年专程赶赴上海。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对此行语焉不详，甚至连抵达上海的具体时间都搞不清楚。1986年版《陈嘉庚年谱》并未记载，而《厦门大学嘉庚建筑》一书称抵达时间为1920年旧历三月，显然有误。事实上，当时上海的报纸有过追踪报道。1920年10月30日，上海《申报》刊登《华侨巨商陈嘉庚将抵沪》的新闻：本埠华侨联合会，昨得消息，有捐资创办厦门大学之华侨巨商陈嘉庚君，将于星期日（三十一日）乘绥阳轮抵埠，商办厦门大学手续。

可见，陈嘉庚1920年抵达上海的具体时间是10月31日，而蔡元培并不在上海。据《蔡元培年谱长编》载，蔡当天正陪同杜威、章太炎等人在湖南长沙游览，自然无缘与陈嘉庚见面。虽然蔡元培缺席，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还是于1920年11月1日在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华侨联合会如期召开。

11月3日，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在江苏省教育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主要讨论厦门大学设科、章程起草等问题。陈嘉庚在会上提出，厦门大学应办成一综合性大学，所以“文理农工商各科，均应设立”。为了培养教员，“并须设高等师范科”。大家一致决定厦大于1921年春季开学。

两人首次会面

虽然有学者称蔡元培和陈嘉庚于1920年12月5日在新加坡见了一面，但综合《陈嘉庚年谱》《蔡元培日记》《蔡元培年谱长编》等材料，我们可以肯定，蔡元培1920年12月5日抵达了新加坡，但当时陈嘉庚并不在新加坡，而是在厦门。直到1923年，蔡元培才在新加坡与陈嘉庚有了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1923年春，因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的行为，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离京南下，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当年8月途经新加坡时，蔡元培终于和陈嘉庚会面了。蔡元培8月2日的日记记载：四时，至陈嘉庚公司……晤陈嘉庚君，朴实可亲，不能作普通语，由其子厥福传译，厥福曾肄业北大预科二年也。询办学校事颇详，彼所最注意者，为学生罢课与延请好教员不易二事；对于有高级中学后不办大学预科，亦怀疑。

蔡元培称陈嘉庚“不能作普通语”，是指陈嘉庚只会讲闽南语，其长子陈厥福充当了陈、蔡交流的翻译。此次见面时，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刚满两年，办学过程中所遇到的“学生罢课”和“延请好教员不易”等问题，让他很是头疼。蔡元培耐心地给予

答复：第一事，答以学校当于平日考察学生意见，先为安排；如彼等已发难，而学校自审无错误，则当坚持之，不必因挟制而迁就。第二事，告以先划定款设备图籍仪器，使教员得研究学问之凭借，则学者肯来。第三事，告以如高级中学毕业生程度不能即入大学本科，可设补习班。

交谈结束后，陈嘉庚又将蔡元培请至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位于海滨的一幢别墅参观，并介绍别墅“本一侨商所建，费二十余万，破产后，以十余万售诸中华俱乐部”。在旁边充当翻译的陈厥福评论说，“人何必一意赚钱，钱多而不善用，己身或子孙终不免破产”。蔡元培听后，对这位尚不满30岁的年轻人很是欣赏，在日记中留下了“殊不愧为嘉庚之子”的评价。

在8月3日的日记中，蔡元培“六时，船行”的记载，表明他当天已经乘船离开新加坡。第一次会面就此结束，陈嘉庚给蔡元培留下“朴实可亲”的印象。

厦门之行所遇

1926年1月22日，蔡元培从欧洲返国途经新加坡时，再次与陈嘉庚会面，因只停留了一天，也仅在日记写下“到新加坡，访林义顺、陈嘉庚”寥寥数笔。

北伐如火如荼，蔡元培主张用“联省自治”来代替军阀统治，北洋军阀孙传芳下令通缉蔡元培、马叙伦、沈钧儒、褚辅成等人，蔡元培、马叙伦等决定到已经被北伐军收复的福州暂避一时。1927年1月20日上午10时，蔡元培所乘之船“进福州港口”。厦大校长林文庆得知后，即遣顾颉刚等人前去拜访，并邀请访问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

1月30日，蔡元培乘船抵达厦门，正值厦门大学第二次风潮和集美学校第三次风潮爆发之际。这是蔡元培第一次踏上厦门的土地，当天“寓鼓浪屿厦门酒店”。第二天，蔡元培在顾颉刚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他曾建议“不宜速办”的厦门大学。当时校长林文庆已南渡新加坡，找陈嘉庚商量对策。蔡元培在日记中对厦大之行记载极简：“到厦大。晚，顾、潘、黄招饮南普陀。”

不过，他在给妻子周峻的信中写得非常详细：往厦门大学。十点，为在厦门之北大同学招待。先参观国学研究院及生物学院等。有一种鱼，在沙中钻行白色而无目，为各种记述鱼类者所未见，而土人亦不知其为何物，故无名。现由厦大学者名为“嘉庚鱼”，以作为陈嘉庚之纪念。鱼甚小，略如最小之银鱼或缦线也。

所提到的“嘉庚鱼”，厦门民间俗称文昌鱼。文昌鱼其实并不是鱼，而是无脊椎动物向脊椎动物进化过程中的一种脊索动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生物界以为它已灭绝。不料厦大的美籍教授莱特在厦门的刘五店海区中发现了这种脊索动物，并写成《中国厦门大学附近的文昌鱼渔业》一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引起世界关注。

在厦门大学参观期间，蔡元培和马叙伦均有发表演说。午餐后到厦门大 学浙江同乡会交流。晚上，顾颉刚、黄坚等人“约饮南普陀佛寺，吃素餐”。

2月1日，蔡元培、马叙伦等人从厦门乘船来到集美学村参观，当天日记仅留下“到集美”三字记载，在给妻子的信中仍写得比较详细：今日，参观集美学校。学生一部分尚反对校长，我亦想为他们调和，看情形如何耳……午间，在集美吃饭。晚间，集美校长叶君又邀往其家中晚餐。厦大及集美所在，既无车，又无轿。两日内，走路颇多，然脚尚好，请勿念。

蔡元培到访集美学校时，第三次风潮已持续大半年，仍未结束。面对风潮，陈嘉庚的态度很坚决。2月8日，他在给叶渊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之宗旨在办学尽天职，能办则办，不能办则罢。”

在第三次风潮期间，适值北伐军光复同安。受到革命形势的鼓舞，学生决议成立“校务革新委员会”，并拟出《校务革新会章程草案》十二条，其中第四条的内容是“凡本校一切校务皆由本会议决施行之”。这显然是叶渊不愿意看到的。身在南洋的陈嘉庚虽然赞成改进集美学校校务，但反对学生罢课，更反对更换校长，于是电告：“集美各主任鉴：进退校长，主权在余，不准学生干涉，校长决不更动。各生如不满意，即日停课放假，切布告实行。”

蔡元培既不愿看到陈嘉庚停办集美学校，也不愿意看到学生被开除，竭力在两者之间斡旋。1927年2月11日《申报》一则报道写道：“蔡元培电陈嘉庚，劝勿停办集美校，陈复对蔡办法表示容纳，但提三条：一、叶渊改任监督，仍留校。二、政府明令保护以后，不再受任何扰乱。三、主动风潮学生查明决开除，否仍决停办。蔡已转省政府。”

为了让陈嘉庚回心转意，蔡元培要求学生向陈嘉庚道歉。大概是出于对蔡元培的敬重，集美学校学生发了一封电报，恳请陈嘉庚把集美学校继续办下去：“校事已承蔡元培先生商处，生等向承培植，仍恳始终维持，俾学有成，至为感幸。”2月12日《申报》一则报道写道：“蔡元培对陈开除学生条件斡旋，令学生于真电陈道歉，候复可解决。”

从陈嘉庚的回电可知，陈嘉庚对学生作了让步。后来的事实是，他并未因为学生的风潮而停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只是由于经费短缺的原因，停办了厦门大学工科、医科、矿科和国学研究院，这也说明蔡元培的调解确实发挥了作用。

“集美第二”送归

蔡元培、马叙伦于2月14日赴漳州游历，“十时抵漳州，寓西园，游公园”。2月15日，两人“乘汽车直达南靖县，游南山寺。午后2时，往礼拜寺演讲”。2月16日下午5时，返回厦门。

2月17日，北伐军攻占杭州。消息传来，蔡元培、马叙伦决定即刻返回浙江，继续筹划和召开浙江省政务会议。2月18日晨8时，集美学校特地派“集美第二”号渔轮护送蔡元培、马叙伦返回浙江。“集美第二”号是陈嘉庚1926年5月花重金从法国买的一艘铁壳渔船，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拖网渔轮。2月20日夜，两人在温州登岸，“集美第二”号才返回厦门。

1927年6月13日，蔡元培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应在国民政府设大学院、大学区的提案获得通过。7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大学院组织法》，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10月1日，蔡元培正式出任大学院院长。

1928年初，成立不久的大学院开始对厦门大学进行全面调查，3月26日，蔡元培签署国民政府大学院131号训令：“该私立厦门大学应即准予立案，除令行福建教育厅遵照外，合行令该校长即便遵照。”厦门大学因此成为国民政府批准立案的第一所私立大学。

蔡元培与陈嘉庚1926年1月在新加坡分别后未再见面，但是两人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1928年6月，蔡元培与吴稚晖联名致函陈嘉庚，对其捐款六十万元表达感谢。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蔡元培和陈嘉庚共同受邀出任名誉理事……他们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贡献永载史册，激励后人。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